律师在为何为被告进行辩护时，所依据的是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律师进行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类：

1. 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的辩护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存在多种情形可做为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的辩护依据。如某些行为在刑法中不被认为是犯罪，或者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被视为犯罪。对于未满特定年龄、特定精神疾病状况下的犯罪，以及某些特定情况下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等，均可能不负刑事责任。

2. 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辩护理由：涉及到犯罪主体的年龄、精神状态、生理特征等。例如，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犯罪者、间歇性精神病人以及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等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理的依据。还包括主观恶性程度较小的情况，如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等。在犯罪中起到较小作用的人，如从犯、胁从犯等也可以作为辩护的依据。自首、立功等行为也可以作为减轻处罚的理由。还有一些特殊规定，如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等。

3. 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对比此罪与彼罪的性质，将重罪辩成轻罪。主要包括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单一主体变为双重主体、时间差上的罪轻以及多人犯罪或多罪中的罪轻等。

4. 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在实践中，公诉人也可能要求酌定从重处罚。在辩护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理解和运用这些从重处罚的理由。

二、不可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酌定情节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中对被告有利的法定情节通常都能得到客观认定。对此，律师在辩护时除了认同这些法定情节外，还应更多地关注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比如，在司法实践中常遇到的被告人有良好的社会表现、积极退赃、积极配合调查等情形，都可以作为酌定情节来争取对被告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湛江特大受贿案的判决中，法院在判决时就充分考虑了被告人的多个酌定情节，最终做出了较为宽大的判决。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一、法律裁量中的酌定因素

1. 性质上的权衡与考量。

在法律领域，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消极不作为与积极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情节。这些情节在法理上有着不同的权重，影响着判决的结果。例如，同样是受贿罪，被动收受贿赂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取。而在罪中，间接故意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

2. 主观恶性程度的差异。

在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与偶发刑事案件之间，处罚的轻重存在差异。突发性犯罪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与无端犯罪，其主观恶性程度不同，自然处罚也有所不同。

3. 交代罪行与退赃的从轻处理。

许多案件中，被告因主动交代罪行或积极退还赃款而获得从轻处理。例如，在某受贿案中，尽管涉案金额巨大，但因被告人积极退赃，法院判决时给予了从轻处理。

4. 犯罪次数的区分。

相对于惯犯的偶犯或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可能因为其犯罪历史和态度而获得不同的量刑。这体现了法律对于不同犯罪行为的细致区分。

5. 实得利益的考量。

在某案中，即使某些官员只是涉及活动而非货主，法院也会考虑其实际获得的利益而给予不同的判决。

6. 量刑平衡的考量。

虽然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但法院在判决时会参考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在某案中，法院将主犯分为“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和“次要的主犯”，这样的量刑平衡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做法。

7. 避免监禁的酌定情节。

对于那些不会再次危害社会的被告，如果其罪行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律师可以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有管制刑的案件，同样可以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刑法》还规定了一些其他减轻或从轻的情节，这些都需要律师在辩护时仔细考虑和运用。

二、明辩、善辩与敢辩的重要性

在法律辩护中，敢辩、善辩和明辩是不可或缺的。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辅相成。敢辩需要有善辩和明辩的支撑，这样才能使辩护既有力度又有深度。

敢辩意味着敢于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并与控方进行辩论。善辩则要求律师用词准确、表达清晰、逻辑严谨。而明辩则是要求律师的辩护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能够直接抓住案件的要害。

在法庭上，不仅要敢于为当事人辩护，还要善于为当事人辩护，更要明确地、有理有据地辩护。这样的律师才能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和尊重。

三、避免歪辩、乱辩和错辩

在辩护过程中，律师应避免歪曲事实、乱用辩词或错误地引用法律条文。这不仅不能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的判决，还可能使律师的信誉受损。律师在为当事人辩护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言之有据、论之有理。

四、结语

所谓歪曲事实、曲解法律的辩护被称为歪辩。比如在某大型案件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行为对国内市场造成了冲击，给国内企业带来了巨大损失。某些辩护律师却辩称，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被告的行为使得老百姓享受到了价格优惠，能够以更少的钱购买更多的物品。这种辩护将行为描述为对市场开放的先行者，显然是一种歪辩。这种辩护不仅公诉人和法官无法接受，甚至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这种辩护是徒劳无功的。

那么，什么是乱辩呢？简单来说，就是前后矛盾、自相矛盾的辩护。比如，在辩护过程中，一会儿说被告不构成犯罪，一会儿又说被告是从犯，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刚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紧接着又说定罪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定性不准确，这种无视案件整体情况的做法就是乱辩。

至于错辩，是指本意虽好，但方式错误导致结果适得其反的辩护。在某些重大犯罪案件的辩护过程中，律师为了减轻被告的处罚，可能会强调被告的罪行相对较轻。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在某特大绑架案的辩护中，律师试图通过比较被告与主犯之间的罪行差异来减轻被告的处罚，但表述不当，将一般共同犯罪夸大为集团犯罪，甚至将“主犯”误称为“首犯”，这可能会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这种辩护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职责。

在律师辩护过程中，应该尊重委托人或被告的意见。违背被告意志进行辩护是常见的情况，如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的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律师的辩护权源于被告或其近亲属的委托，并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律师在为被告辩护时，应先与被告沟通，达成共识，并在开庭前与被告及委托人沟通辩护思路，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律师执业过程中，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时，应该充分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如果经过反复沟通仍无法达成共识，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律师不应该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可能会对律师的声誉造成损害。

律师在为被告辩护时应该尊重事实和法律，尊重委托人或被告的意见，并与他们充分沟通，确保辩护的有效性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