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作为社会治理中的重大议题，在犯罪的复杂性及社会危害性上常较单一犯罪更甚。尤其在现代，有组织共同犯罪呈现不断升级的趋势，各国的司法实践对打击这类犯罪持极为严酷的态度。关于共同犯罪中死刑的适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均保持着审慎与理性的态度。

在我国日本，虽然最高法院在“永山事件”的判决中并未将共同犯罪人的作用作为死刑量刑的直接标准，但日本综合法务研究所的统计研究报告却明确指出，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是否适用死刑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处于辅助或单纯参与地位的犯罪者多被判处无期惩役，而只有那些在犯罪中起主导作用或为首的犯罪者才可能面临死刑的判决。

再看美国，在1982年的Enmund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确立比例性原则，对共同犯罪中的死刑适用作出了明确的限制。在该案中，即使Enmund是犯罪的发起者和策划者，并负责驾车逃跑，但因其并未实施或意图实施行为，故不能仅因其所参与的犯罪行为而判处其死刑。这体现了美国司法界对死刑适用的严格把控和公正审判的追求。

回到我国，自1997年刑法修订后，虽然废除了类推制度并明确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对于共同犯罪的处罚也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我国在共同犯罪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死刑的适用上，我国刑法分则中仍存在对共犯人加重情节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

尤其是就司法实践而言，我国对于共同犯罪一直持有严厉打击的态度。重刑主义的历史传统使得在实践中对于共同犯罪往往“重刑治之”，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治理时期如“严打”期间，甚至会出现对共同犯罪人不加区分地一律适用死刑的情况。这不仅与我国所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悖，也与国际社会限制和废除死刑的趋势相左。

对于我国而言，在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更加注重对共同犯罪中死刑适用的限制和规范。不仅要从立法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条款，还要在司法实践中加强对共同犯罪人的区分和公正审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国际社会的趋势相接轨。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对于共同犯罪中死刑的适用都持有审慎和理性的态度。通过不断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完善与调整，我们相信可以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