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是破产制度中的重要环节，人民法院可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作出重整裁定。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普通债权人的地位和保护措施得到了明确。为了搜集和增加可分配财产，我国法律规定了撤销权制度和无效行为制度；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设置也方便了普通债权人参与程序。针对重整程序的具体特性，《企业破产法》在普通债权人的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重整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需要更加明确和限定。一些国家和地区对重整程序的适用对象有严格的限制，以防止其被滥用。我国立法中重整程序的适用对象与其他破产程序没有区别，包括一切企业法人。过于宽泛的适用范围可能导致重整程序成为规避破产、逃避和拖延债务的工具，给债权人带来损失。《企业破产法》应考虑将重整对象限定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普通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的参与性有待提高。虽然《企业破产法》允许债权人组建自治组织参与重整，并赋予其提出重整申请、获取信息、监督债务人或管理人等权利，但债权人的程序参与权仍需完善。特别是普通债权人对重整经营活动的监督权不充分，对管理人的财产处分行为缺乏实际控制力。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立法应赋予债权人委员会在重大财产处分行为上的许可权。

重整中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存在不足。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各方协作和冲突消解的必要条件。与我国相比，一些国家在信息披露制度上做得更好。我国《企业破产法》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差距，尤其是重整计划表决前的信息公开性不足。立法应明确信息披露的方式和内容，确保信息的真实、充分和及时。

重整计划应确保普通债权人公平受偿。普通债权人参与重整的动力在于获得公平合理的清偿，这也是重整程序正当性的基础。重整计划的内容和批准方式直接影响普通债权人的清偿利益。我国在制定重整计划时，应充分考虑普通债权人的权益，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清偿。

重整计划的通过和批准涉及两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分组表决通过后，再由法院进行最终的批准。这是一种常规的重整计划通过方式，它充分体现了各方的意愿，并尽可能保障立法的中立性，避免过多的干预。第二种是当部分组别的利益相关者表决未通过时，法院将进行强制批准。这种方式体现了国家对重整计划的较强干预，因此对强制批准的条件需要严格限制，以防对部分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以美国为例，其在重整立法方面最为完善。在强制批准重整计划时，法院需要遵循以下条件：首先是“最少限度组别同意标准”，即至少有一组权益受到影响的债权人或股权持有人接受该计划；其次是“最大利益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针对个别反对者，保障其在重整计划中至少能获得与清算程序相同的清偿数额；再次是“公平和公正标准”，确保持反对意见的组别与其他同等级别的组别享有同等的清偿比例；最后是“绝对优先规则”，这一规则确保在重整计划中，低级别的组别在高级别的组别完全清偿之前不能获得清偿。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虽然规定了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条件，但在保护普通债权人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最大利益标准的解读存在问题，该标准应该针对个别反对者，而不是整个反对组，这就意味着如果普通债权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即使其中的清偿比例低于清算程序，单个反对者也无法享受最大利益标准的保护。二是关于清偿顺序的规定未涉及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先后顺序，这与美国的绝对优先规则存在差距，可能使股东在债权人完全受偿之前获得利益分配。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国的《企业破产法》需要在上述问题上进行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规定。要真正贯彻最大利益标准，确保单个反对者得到充分保护。要严格实施绝对优先规则，明确不同类型债权人以及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先后顺序，防止股东对债权人尤其是普通债权人利益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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