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罪中一个重要的量刑情节。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维护公共安全，并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过度依赖司法解释，一些逃逸行为被过度定罪，导致逃逸的主观动机被狭隘地解释为逃避法律追究，这严重背离了立法的初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理论角度重新审视逃逸制度，重新界定逃逸行为，并明确逃逸行为的具体认定标准。在刑法中，逃逸是交通肇事罪独有的概念，一般刑事犯罪并不将事后逃逸行为作为量刑情节。目前，司法机关处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时主要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

在刑法理论界，由于对现行解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存在质疑，司法机关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有悖于刑法设置逃逸情节的初衷。我们需要明确何为逃逸，并如何理解和适用“交通肇事后逃逸”这一情节，这是妥善处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关键问题。

一、关于肇事人逃逸的主观成因

逃逸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的行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逃逸除了包含字面的含义外，还受到主观动机的制约。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将肇事人逃逸的主观动机限定为逃避法律追究。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限定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从理论上看，逃逸之所以被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情节，是因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对肇事人的处罚相对较轻。如果肇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离现场或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而司法机关仍按过失进行处理，则无法体现肇事人在逃逸过程中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从现实角度看，逃逸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危害进一步扩大，案件处理延迟，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将逃逸设置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可以更好地发挥刑罚的预防和教育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明确了肇事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首要义务是救助伤者，严禁逃逸。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观动机应包括两个方面：逃避法律追究和逃避救助义务。根据这两种动机，肇事人的逃逸行为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潜逃；二是忽视被害人的伤害，为了逃避救助义务而逃离现场。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性质分析

客观上，交通肇事后逃逸表现为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人对自己应负义务的不履行。这种不作为行为属于积极的不作为，表现为“逃避应该做的”。刑法正是基于逃避行为的积极性，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与未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行为区分开来，并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升格情节。“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一种积极的不作为行为。

从《解释》第2条第2款第(6)项来看，对于交通肇事造成一人以上重伤，负有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并逃离现场的行为，存在法律解释上的冲突。这种解释把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并不合理也不合法。在法律效力的层级上，该解释越权地将逃逸行为的量刑情节提升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显然是不恰当的。逃逸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本身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如果将逃逸行为作为定罪情节，可能会导致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也被纳入交通肇事罪的调整范围，从而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

以一起案例为例，一位拥有合法驾驶资格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撞伤行人后逃逸。如果只考虑驾驶行为而不考虑逃逸行为，这仅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根据当前的解释，这一行为却被视为交通肇事罪。这种将事后行为作为定罪依据的做法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以及立法初衷。

交通肇事后逃逸应当被视为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升格情节，仅用于评价逃逸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而不应扩大其作用范围甚至将其作为确定罪行成立的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一般刑事犯罪对事后逃逸行为不予追究，因此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司法机关常常面临逃逸行为与一般的逃跑、自首、救助等行为难以区分的问题。为了准确判断一行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必须着重把握对主观明知的理解。根据刑法精神，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才能被认定为逃逸。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事故的发生而离开现场，只能视为一般的逃跑行为。“明知”应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两个方面，如果证据显示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而故意装作不知道并逃离现场，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交通肇事后逃逸情节的设立初衷在于保护被害人权益、维护公共安全并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目前司法实践中过分依赖司法解释，导致某些逃逸行为被错误地上升为定罪情节，这明显背离了立法原意。